主持人：在您丰富的外交生涯中，遇到最棘手的事情是什么？您是如何处理的？

    陈健：最棘手的也就是最难忘的，因为它棘手所以难忘。在我外交生涯中虽然大部分时间是在和联合国打交道，但是我觉得最具挑战性的还是我做发言人的那一年半。

    之所以具有挑战性是两方面因素造成的。一方面因素是西方媒体对中国总体态度决定的，因为西方媒体本身的报道特点和与中国价值观念上的不同，西方媒体对我们外交部发言人发布会某种程度上带有一点对抗性，他往往要想办法使你难堪，或者找一些问题让你难处理。

    当然，第二个因素也是因为我们中国自己，中国文化的因素。我当发言人的时候中央各部门虽然已经有发言人制度了，但还没有真正发言，所以外交部发言人好像成了中国政府唯一的窗口了，和中国外交没有直接关系的问题也会随时遇到，使得我们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每次都成为西方媒体关注的焦点。把我们这样一些发言人放在风口浪尖上有的时候好像像放在火上烤似的感觉。有一次我接到一个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在妇女大会期间。一方面因为妇女大会来了很多西方非常驻记者，妇女大会在中国开也有很多西方媒体想找出一些事儿来拿中国说事儿。有一次我开发布会的时候突然发现那天到会的记者比平时至少多了一倍，摄像机也比平时多了一倍，都亮着灯。这个时候突然有一个人举起手来提问，并介绍是什么组织的，有一份多少人签名的，要求中国释放哪些哪些政治犯的请愿书，他说曾到民政部或者哪个部委去递交他们都拒绝，你作为发言人能不能接受这份请愿书。我一看所有记者的摄像灯都亮了，这种情况下我接受肯定是要犯错误的，而如果我不接受的话肯定就会让这些记者们去报道说中国。那时候也不知道怎么灵机一动我就说了这样一句话：“作为发言人我这里是出口，不是进口”。我这么一说现场大家一笑。第二天我看西方媒体没有任何报道这场会议的情况的，我心里的这块石头才算落了地。

主持人：您和这些记者打交道时会很紧张吗？

    陈健：其实个人之间我们还是很融洽的，我们也经常找一些机会互相沟通。我后来也发现这样的沟通对他们也会有一些潜移默化的改变，如果他把中国写得太好他们主编也有可能把他开了的。

    作为新闻发言人，我们事先是要有准备的，我们专门有一个发言人小组，对什么问题是最近比较热的，外国媒体会关注到哪些问题作准备，但是每次我们准备也就到他们的50-70%。另外即使我们准备好了他们问的角度也不一定是我们自己准备的角度。发言人需要对我们自己的政策有一个非常准确的把握，而且对这个政策背后所反映的国家利益要有一个好的体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就不一定要照读你的政策和立场，或者你在宣读了你的政策和立场后你可以有所发挥，发挥的基础是你对这个政策背后所反映的国家利益要有所把握。我觉得作为发言人回答问题的临场应变能力取决于你对政策背后所反映的国家利益的把握程度。